不曾远游的母亲-生活
一
母亲是上河人。
所谓上河,就是峡河的上游。七十里长的峡河,在本地人的习惯里,常被分为三段,上段二十里,称上河;中段三十里和下段二十里,统称下河。住在不同段的人在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上稍有差别。上段,苦焦、偏僻、荒凉。母亲出生的地方叫三岔,三条河在这里交汇,这儿是上段的上段,翻过后面的西街岭,就是河南省地界了。
母亲十七岁嫁到峡河中段的塬上,父亲家给的彩礼是两斗苞谷。那是爷爷用麻绳套来一只白狐,然后用它从河南贩子手上换来的。相较而言,河南那时候的粮食比峡河的宽裕。那两斗苞谷,外公一家吃了三个多月。当然,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。
紧挨着峡河东面的地方叫官坡镇,那是峡河人赶集的地方。虽然它属于河南卢氏县,在行政上与峡河没半点儿关系,但峡河人口少,没有街市,也没有集,生活日用品、五谷六畜都要到官坡集上买卖。
母亲喜欢赶集。官坡镇,是母亲少女和青年时代去过的最远的地方。
母亲最后一次去官坡镇,是我十九岁时。她此去是为我占卜命运的。那一年,她四十一岁。我记得此后,她再没出过远门。
高中毕业后,我在家无事可干。家里有一群牛,我负责放它们。与农田里的活儿相比,放牛是最轻松的,故有“三年牛倌,知县不换”的说法,说的就是放牛的自由、散漫。家里让我放牛,也有对命运不认输的成分——放牛有大量的空闲时间,可以在山上读一些书,想一些事情。那几年,牛在山上吃草,我在山上讀了很多书,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就是那阵子读完的。
放牛一年多,牛没壮也没瘦,原模原样,我却越发显得没了志气,露出傻样来。母亲对父亲说:“这不行,难道真是一辈子放牛的命?”
她带了两斤白糖、两包点心、十元钱,去官坡找张瞎子。
我没见过张瞎子,却不能不知道张瞎子,据说他通天彻地,本事了得。传得最广的一个故事是,有一个人搞恶作剧,把家里一头牛的八字报给张瞎子测。张瞎子排了八字,不慌不忙地说:“此人命里富贵,一生有田耕,不愁吃喝,八岁而亡。”那头牛真的只活了八年。
三天后,母亲回来了,对父亲说:“娃没事,四十岁上能出头。”
二
一九八七年,峡河发大水。
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。那一场大雨,下了整整三天三夜,河里与河岸上的石头、树木、庄稼悉数被卷走,一同被卷走的还有牛、羊、猪和人。
大雨过后,峡河的水还没退,妹妹病了,中耳炎引发的乳突炎。那时峡河还没有撤并,还叫峡河乡,有卫生院。妹妹在卫生院里打了六天吊瓶,病情越来越重。去县医院,无异于登天,路途遥远不说,主要是没钱。我们兄弟几个正上高中或初中,每人每星期只有一袋干粮。街上小饭馆两角钱一碗的面叶子,我们从没吃过。
本来是不要命的病,却要了妹妹的命。那一年,她十三岁。我从学校赶回来时,父亲和母亲的神志都近于错乱。也是从那时候起,母亲开始哭,白天哭,晚上哭,哭了十年,哭坏了眼睛。这十年,她去得最勤和最远的地方,就是妹妹的坟头。这个“远”,是说来来回回的路程。单程算,从家到坟头不过数百米,但这么多年,母亲往返其间,加起来,怕有千里之程。
生活像一口锅,母亲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。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,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。锅有时是冷的,有时是热的,只有锅里的人,冷暖自知。
三
从一九九九年起,我开始上矿山,天南海北,漠野长风,像一只鸟,踪影无定。有时,我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面,有时终年漂荡,一年也见不着一次,甚至有时都忘了她的样子,但一直记得她说的张瞎子算的卦。
一转眼,我四十岁了。
四十岁那年,我在萨尔托海,方圆百里无人烟,只有戈壁茫茫。放牛、放羊的哈萨克族人,有时放丢了牲口,骑着马或摩托车呼啸而来,再呼啸而去。
这里是一座金矿,规模不大也不小,有三口竖井,百十号工人。我是这百十号人里的一员,像一只土拨鼠,每天地上地下来回蹿。
母亲知道我在世上,但不知道我在哪条路上。我经常换手机号码,她也许记得我的号码,但没什么用,这里没有信号。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色的石灰墙,上面用铅笔记满了儿子们的电话号码,哪一个打不通了、作废了,就打一个叉,然后将新号码再添上去。这些号码组成了一幅动态的地图,她像将军俯瞰作战沙盘,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、风物人烟,仿佛她一个人到了四个儿子到过的所有地方。
这一年,发生了一件事,我一直没有对她讲过,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。母亲的地图虽详细,但也不可能显现这样的情节。
这一年,我得了病——颈椎病。我最显著的症状是双手无力,后来发展到双腿也没了力气,如果跑得快点儿,会自己摔倒。我后来才知道,这是因为椎管变细,神经受到压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