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曾远游的母亲-生活

一
　　
　　母亲是上河人。
　　
　　所谓上河，就是峡河的上游。七十里长的峡河，在本地人的习惯里，常被分为三段，上段二十里，称上河；中段三十里和下段二十里，统称下河。住在不同段的人在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上稍有差别。上段，苦焦、偏僻、荒凉。母亲出生的地方叫三岔，三条河在这里交汇，这儿是上段的上段，翻过后面的西街岭，就是河南省地界了。
　　
　　母亲十七岁嫁到峡河中段的塬上，父亲家给的彩礼是两斗苞谷。那是爷爷用麻绳套来一只白狐，然后用它从河南贩子手上换来的。相较而言，河南那时候的粮食比峡河的宽裕。那两斗苞谷，外公一家吃了三个多月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。
　　
　　紧挨着峡河东面的地方叫官坡镇，那是峡河人赶集的地方。虽然它属于河南卢氏县，在行政上与峡河没半点儿关系，但峡河人口少，没有街市，也没有集，生活日用品、五谷六畜都要到官坡集上买卖。
　　
　　母亲喜欢赶集。官坡镇，是母亲少女和青年时代去过的最远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母亲最后一次去官坡镇，是我十九岁时。她此去是为我占卜命运的。那一年，她四十一岁。我记得此后，她再没出过远门。
　　
　　高中毕业后，我在家无事可干。家里有一群牛，我负责放它们。与农田里的活儿相比，放牛是最轻松的，故有“三年牛倌，知县不换”的说法，说的就是放牛的自由、散漫。家里让我放牛，也有对命运不认输的成分——放牛有大量的空闲时间，可以在山上读一些书，想一些事情。那几年，牛在山上吃草，我在山上讀了很多书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就是那阵子读完的。
　　
　　放牛一年多，牛没壮也没瘦，原模原样，我却越发显得没了志气，露出傻样来。母亲对父亲说：“这不行，难道真是一辈子放牛的命？”
　　
　　她带了两斤白糖、两包点心、十元钱，去官坡找张瞎子。
　　
　　我没见过张瞎子，却不能不知道张瞎子，据说他通天彻地，本事了得。传得最广的一个故事是，有一个人搞恶作剧，把家里一头牛的八字报给张瞎子测。张瞎子排了八字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此人命里富贵，一生有田耕，不愁吃喝，八岁而亡。”那头牛真的只活了八年。
　　
　　三天后，母亲回来了，对父亲说：“娃没事，四十岁上能出头。”
　　
　　二
　　
　　一九八七年，峡河发大水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。那一场大雨，下了整整三天三夜，河里与河岸上的石头、树木、庄稼悉数被卷走，一同被卷走的还有牛、羊、猪和人。
　　
　　大雨过后，峡河的水还没退，妹妹病了，中耳炎引发的乳突炎。那时峡河还没有撤并，还叫峡河乡，有卫生院。妹妹在卫生院里打了六天吊瓶，病情越来越重。去县医院，无异于登天，路途遥远不说，主要是没钱。我们兄弟几个正上高中或初中，每人每星期只有一袋干粮。街上小饭馆两角钱一碗的面叶子，我们从没吃过。
　　
　　本来是不要命的病，却要了妹妹的命。那一年，她十三岁。我从学校赶回来时，父亲和母亲的神志都近于错乱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母亲开始哭，白天哭，晚上哭，哭了十年，哭坏了眼睛。这十年，她去得最勤和最远的地方，就是妹妹的坟头。这个“远”，是说来来回回的路程。单程算，从家到坟头不过数百米，但这么多年，母亲往返其间，加起来，怕有千里之程。
　　
　　生活像一口锅，母亲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。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，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。锅有时是冷的，有时是热的，只有锅里的人，冷暖自知。
　　
　　三
　　
　　从一九九九年起，我开始上矿山，天南海北，漠野长风，像一只鸟，踪影无定。有时，我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面，有时终年漂荡，一年也见不着一次，甚至有时都忘了她的样子，但一直记得她说的张瞎子算的卦。
　　
　　一转眼，我四十岁了。
　　
　　四十岁那年，我在萨尔托海，方圆百里无人烟，只有戈壁茫茫。放牛、放羊的哈萨克族人，有时放丢了牲口，骑着马或摩托车呼啸而来，再呼啸而去。
　　
　　这里是一座金矿，规模不大也不小，有三口竖井，百十号工人。我是这百十号人里的一员，像一只土拨鼠，每天地上地下来回蹿。
　　
　　母亲知道我在世上，但不知道我在哪条路上。我经常换手机号码，她也许记得我的号码，但没什么用，这里没有信号。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色的石灰墙，上面用铅笔记满了儿子们的电话号码，哪一个打不通了、作废了，就打一个叉，然后将新号码再添上去。这些号码组成了一幅动态的地图，她像将军俯瞰作战沙盘，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、风物人烟，仿佛她一个人到了四个儿子到过的所有地方。
　　
　　这一年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我一直没有对她讲过，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。母亲的地图虽详细，但也不可能显现这样的情节。
　　
　　这一年，我得了病——颈椎病。我最显著的症状是双手无力，后来发展到双腿也没了力气，如果跑得快点儿，会自己摔倒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因为椎管变细，神经受到压迫。